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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樾丞:鲁迅的同古堂之缘

    时间:2017-05-07 13:59:51来源:中国文物信息网

     

    三、 鲁迅遗印知多少


      鲁迅旧学基础深厚,自幼习篆,曾将《康熙字典》中的古文奇字抄录一大本,并计划写一部《中国文字变迁史》。他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时,抄写了大量古代碑帖,各种书体熟知于心,自然对篆刻一门也有深入研究。鲁迅少年时,就曾请人刻过“绿杉野屋”“只有梅花是知己”“戎马书生”的印章,青年时又刻过“戛剑生”“文章误我”,表明他的志向。


      1916年,鲁迅与周作人合作撰写《〈蜕龛印存〉序》一文,精辟地阐述了印章发展的历史,通晓印章书体发展,他更欣赏汉代印章风格的“自然之妙”。


      鲁迅一生用印大约60多方,现遗存的原印主要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。鲁迅藏印多为自用印,有名章、藏书章、闲章、鉴赏章等。许多印章都是名家所为,如陈师曾、刘淑度、张樾丞、吴德光等名家都曾为鲁迅刻印。此外还有亲友赠印、同古堂制印等。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《鲁迅印谱》记载: 现存鲁迅生前使用和收藏的印章共58方,其中,原印50方,仅存印鉴的8方。北京鲁迅博物馆存原印41方,上海鲁迅纪念馆存8方,周海婴存1方。鲁迅藏印中还有友人印“何凝”“萧参”“丰子恺”各1方、“莽原社”两方。其余均为自用章。作为清末出生的鲁迅,他有旧式文人的一面,鲁迅遗印的数量足以说明他于印章之道的喜爱。


      鲁迅当年刻印的地方,除了北京的同古堂,还与杭州的西泠印社有很多交往。据鲁迅日记统计,鲁迅在日记中共提到西泠印社49次,购画册、拓片、信笺、买古籍等等。如1931年6月7日鲁迅日记载:“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,托吴德光、陶寿伯各刻其一,共用泉四元五角。” 吴德光是西泠印社有名的篆刻家,他为鲁迅刻的这枚印章是鲁迅最常用的一枚。


    四、 鲁迅与同古堂


      鲁迅生于1881年,张樾丞生于1883年,张樾丞比鲁迅小两岁,当属同龄人。鲁迅在北京时逛琉璃厂就像我们现在的玩家逛潘家园,有癖。明末散文家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有句名言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,鲁迅乃是一位有癖之人,故而深情。据鲁迅日记记载,他在北京时期400多次逛琉璃厂,如果不是有如此癖好,也不会创下如此记录。鲁迅在北京收藏的印章共有41枚,其中有10枚都是出自同古堂,这也是鲁迅在同一家刻章最多的纪录了。


      据鲁迅日记记载,鲁迅在日记中提到同古堂共有4次,但也有漏记的情况。比如说去琉璃厂时随便逛逛,什么都没买,也是有可能的。就像我们平常去王府井逛街,有时什么都没买。


      1917年3月29日,鲁迅日记载:“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,颇佳。”,印文为“会稽周氏藏本”和“俟堂石墨”,颇为鲁迅赏识,虽为刻木,却如金石。“颇佳”二字的评价,对于鲁迅来说,已是最高评价了。“会稽周氏藏本”为紫檀木章,印文为楷书,朱文,边款刻有“丁巳年二月师曾书属樾丞刻”。“俟堂石墨”亦为紫檀木章,印文为楷书,朱文,字间有丝栏相隔,边款刻有“师曾书属樾丞刻”,有文据此款误度为师曾书就,请樾丞奏刀,此为误,旧时书为信,陈师曾为旧京古玩大咖,鲁迅自南方来不熟就里,托师曾信代请樾丞先生奏刀,应为确切。


      1918年4月11日,“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巿刻印,又自购木印五枚,买印石一枚,共六元。”本日在同古堂自购木印五枚为:“随喜”“善”“伪”“翻”“完”。木质为花梨木,均为楷书,朱文。乃是鲁迅鉴定、审校碑拓之用。原章现存鲁迅博物馆。但是并无文字证据证明这5方印也是张樾丞所刻,虽然没有边款,但依艺术风格,应为樾丞所治。此外,鲁迅还在同古堂刻过三方青田石印章,一为方形篆书“周”,一为椭圆形篆书“周”,一为长方形隶书“周氏”。


      1918年8月5日“午后往留黎厂同古堂取所刻印章二枚,石及工价共券五元。”


      1918年10月16日“午后往留黎厂定刻印,计‘周氏’二字连石值券二元。”


      1920年1月20日,“午后往留黎厂同古堂买墨合、铜尺各二,为三弟。”


      从鲁迅日记看,他至少去过同古堂三次,至于他是否与张樾丞见过面,是否有交谈,目前的史料并没有证据。不过1918年前后,张樾丞作为同古堂的老板,又是主刀篆刻,鲁迅应与他有面缘的,但这只是推测而已。


      京城周继烈先生曾有一篇《关于同古堂》的文章,讲述过这样的故事:“有一次, 鲁迅看到同古堂货架上有一方‘怪鸟’墨盒, 叫店员取下一看, 原来是姚华画的山茶, 枝上立着一个正面的鸟, 因一般画鸟多画侧面, 正面的少见, 所以有些怪, 盒上还题诗一首:‘压断千寻立, 山茶一树栽。自时寒鸟舞, 犹向雪中来。’鲁迅很喜欢, 于是购下。”文章还说“1932 年11月再回北京时, 先生曾将拟编印笺谱事告知了同古堂张樾丞先生, 张先生知道后倾自己手中所有, 把笺纸送给了鲁迅先生, 此事亦可证鲁迅与张樾丞先生之间的友谊。”周继烈先生素与张幼丞交好,他的文章所述应该是确有其事的。


    五、  “士一居”的名流


      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,张樾丞的两个儿子主张将父亲三十年所刻印章选出部分来出版,书名为《士一居印存》。“士一居”是张樾丞的斋号,他的好友马彝德在书的序言中讲到编辑此书的由来:“彝德蜇居旧京学书画自遣时,时过海王村,思扩所闻见,因识樾丞张君。君以治印名当世,业此三十余年,成印以数万计,体无不备,不偭越规矩,平正中饶古趣,其致力专且久也。喆嗣少丞、幼丞裒其近制,曰《士一居印谱》。”此处提到的《士一居印谱》即《士一居印存》,于1935年由北平琉璃厂同古堂出版,绵连纸16开,线装一函一册,书名为民国时期北京“四大书法家”之一的罗复堪题写,书首有民国时贤达马彝德、傅增湘、福开森、伦明、溥儒等九篇序文或题写的诗词。书内张樾丞印章精华均为原章石印。


      1989年成都古籍书店又将此书影印出版,平装16开,一函一册。2006年,张樾丞之孙张国维先生主编的《士一居印存》面世,封面的“士一居印存”由著名篆刻家马衡以篆书题写书名,封面为仿线装,16开本。书中增加了很多前两个版本中没有收的印章,张樾丞给鲁迅刻的两枚“会稽周氏藏本”和“俟堂石墨”,补入此编中,说明了张国维先生承其祖业,具有独到的艺术眼光和篆刻修养。


      《士一居印存》是一部重要的篆刻资料,它不仅保存了张樾丞的篆刻艺术,而且是中国篆刻史上一份宝贵的艺术财富,可以补充现行民国美术史中很多有价值的信息。由于张樾丞德艺双馨,广泛结交民国时期政界、军界、文化艺术界的名人,所以这部书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,揭示了民国时期围绕张樾丞一个巨大的文化圈,所以有“半部民国人物谱”之誉。


      张樾丞由刻印结交的大批文化名士,对他篆刻艺术的提高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的篆刻艺术先是受到严复的赞赏(《士一居印存》中有述),他与学者、藏书家杨守敬、傅增湘的交往中增进了对金石版本方面的修养。与陈师曾、姚茫父、杨千里、吴观岱、金北楼、袁寒云、张伯英、罗复堪等著名文化艺术家交往,增进了他对秦汉篆籀之变迁学问。由此可见,一个篆刻艺术家的形成,除了天赋、勤奋之外,还必须不断学习,增进修养。


      “士一居”的谱系,上至清末逊帝,民国首脑政要,下至新中国的开国之玺,纵跨三个朝代。《士一居印存》中爱新觉罗·溥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冯玉祥等政要的印章,艺术界有张大千、溥儒、周肇祥、金北楼的印章,文化界有康有为、蔡元培、鲁迅、胡适、马裕藻、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印章。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的文物藏品中,除有同古堂为鲁迅所刻的印章外,还有张樾丞为钱玄同所刻的三枚原印。这些原印因存世已不多,故成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。 (下)
    (《中国文物报》2017年5月2日4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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